迟到的问候
那位老师姓金,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。他白净脸,戴副眼镜,年纪大约三十岁,或许不到,或许多一点,那时候我太小,尚不能准确判定别的人年龄。

乐清中学位于城西的白鹤寺,城墙业已倒坍,城基上砌一排平房,那就是我们的教室。白鹤寺的佛爷们被我们搬了,横七竖八不分尊卑的委屈在一间柴房里,腾空的殿宇就成了我们的寝室。教师们的待遇略次一些,他们住在大和尚住过的方丈楼。

初上中学,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。尤其是那个图书馆,那一排排、一层层的书架,那新新旧旧,厚厚薄薄的书籍,散发着一种幽远典雅的香味,让我眼花缭乱。可是我太幼稚,读不来名书巨著,我完全是以儿童的审美眼光去挑选民间故事和童话。记得头几天借的书有白雪公主、青蛙王子、金牙鬓鬓葫芦和卖火柴的女孩。

借书时间在中午,每次只能借一本。我借的书都很薄,一会儿就读完了。我把刚刚读完的书还给那位图书管理员,请求再借一本。可那位漂亮的管理员不答应,任我怎么样纠缠也不行。我怏怏地离开图书馆,百无聊赖地在白鹤寺院里晃来晃去。

我晃到了方丈楼前,因为那儿庭院深深,十分凉快。就在这个时候,金老师步履匆匆地从外面进来,并向那条窄窄的小走廊走去;忽然,他回过头来,淡淡的问:初一(3)班的吗?

后来我才知道,他是初一(3)班的班主任,刚开学不久,他还认不全他的学生们。我说,我是初一(1)班的。他问我有事吗?我答:没事。“没事为什么不去午睡?”我答,不想睡,只想看图书,可图书馆不肯借了。

他看了看我,进了他的寝室,随即又出来,手拿一本彩色封面的新书,同样淡淡地说,借给你。我喜出望外,接了那本叫百鸟衣的书,飞快地躲到溪边树荫下看去了。

几天之后的午间,我又在方丈楼前见了他,这一次他什么也没问,就给我拿了本阿诗玛。这两本书的故事都很美,主人公也很美,结尾却不同,一个喜剧,一个悲剧。我一遍又一遍反复读着,跟着情节哭泣欢笑。直到今天,那些故事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子里。

我去还书,金老师说:不要还,送给你了。

这是我头一回接受别人的馈赠,头一回有了属于自己的书,那种感觉,那种喜悦和感激,今天的孩子们可能难以体会。从此,这位白净脸皮、戴眼镜的老师便深深地植根于我的心坎里。

第二年一开学,我仍旧到方丈楼去,为的是去看一眼我敬爱的金老师,去感受那一份淡然的温馨。金老师终于出现了,我喊他,他没反应,我提高了嗓门,他没理我,只管匆匆地走他的路。

我很难过,心想,是不是我上课做小动作(我曾经在抽屉里做端午节的香袋被当场抓获过),我的班主任告诉他了?

我努力改掉自己的坏毛病,努力把一切做得更好。

后来几次相遇,他仍然不理我,岂止不理,简直是故意回避我。我伤心,我懊恼,甚至于生气。终于到了那一天,一位老师告诉我,金老师被打成“右派”了。

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“右派”的概念还很模糊,依稀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,是坏人,可我又无法把坏人和金老师联系在一起。

我惶惶然了。没多久,金老师就消失了,而且从此再也没有见面过。

金老师,你现在在哪儿?一切都还好吗? 那位老师姓金,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。他白净脸,戴副眼镜,年纪大约三十岁,或许不到,或许多一点,那时候我太小,尚不能准确判定别的人年龄。

乐清中学位于城西的白鹤寺,城墙业已倒坍,城基上砌一排平房,那就是我们的教室。白鹤寺的佛爷们被我们搬了,横七竖八不分尊卑的委屈在一间柴房里,腾空的殿宇就成了我们的寝室。教师们的待遇略次一些,他们住在大和尚住过的方丈楼。

初上中学,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。尤其是那个图书馆,那一排排、一层层的书架,那新新旧旧,厚厚薄薄的书籍,散发着一种幽远典雅的香味,让我眼花缭乱。可是我太幼稚,读不来名书巨著,我完全是以儿童的审美眼光去挑选民间故事和童话。记得头几天借的书有白雪公主、青蛙王子、金牙鬓鬓葫芦和卖火柴的女孩。

借书时间在中午,每次只能借一本。我借的书都很薄,一会儿就读完了。我把刚刚读完的书还给那位图书管理员,请求再借一本。可那位漂亮的管理员不答应,任我怎么样纠缠也不行。我怏怏地离开图书馆,百无聊赖地在白鹤寺院里晃来晃去。

我晃到了方丈楼前,因为那儿庭院深深,十分凉快。就在这个时候,金老师步履匆匆地从外面进来,并向那条窄窄的小走廊走去;忽然,他回过头来,淡淡的问:初一(3)班的吗?

后来我才知道,他是初一(3)班的班主任,刚开学不久,他还认不全他的学生们。我说,我是初一(1)班的。他问我有事吗?我答:没事。“没事为什么不去午睡?”我答,不想睡,只想看图书,可图书馆不肯借了。

他看了看我,进了他的寝室,随即又出来,手拿一本彩色封面的新书,同样淡淡地说,借给你。我喜出望外,接了那本叫百鸟衣的书,飞快地躲到溪边树荫下看去了。

几天之后的午间,我又在方丈楼前见了他,这一次他什么也没问,就给我拿了本阿诗玛。这两本书的故事都很美,主人公也很美,结尾却不同,一个喜剧,一个悲剧。我一遍又一遍反复读着,跟着情节哭泣欢笑。直到今天,那些故事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子里。

我去还书,金老师说:不要还,送给你了。

这是我头一回接受别人的馈赠,头一回有了属于自己的书,那种感觉,那种喜悦和感激,今天的孩子们可能难以体会。从此,这位白净脸皮、戴眼镜的老师便深深地植根于我的心坎里。

第二年一开学,我仍旧到方丈楼去,为的是去看一眼我敬爱的金老师,去感受那一份淡然的温馨。金老师终于出现了,我喊他,他没反应,我提高了嗓门,他没理我,只管匆匆地走他的路。

我很难过,心想,是不是我上课做小动作(我曾经在抽屉里做端午节的香袋被当场抓获过),我的班主任告诉他了?

我努力改掉自己的坏毛病,努力把一切做得更好。

后来几次相遇,他仍然不理我,岂止不理,简直是故意回避我。我伤心,我懊恼,甚至于生气。终于到了那一天,一位老师告诉我,金老师被打成“右派”了。

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“右派”的概念还很模糊,依稀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,是坏人,可我又无法把坏人和金老师联系在一起。

我惶惶然了。没多久,金老师就消失了,而且从此再也没有见面过。

金老师,你现在在哪儿?一切都还好吗? 展开全部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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